第6章
法莉侬向工作人员提出要求，把她在难民营中的木屋改成一个类似心理治疗中心的地方。
“只要是援助人员拿来的抗忧郁药剂，我都立刻藏起来，”她说：“想办法凑到能治疗重病者的量。”她会带着病人打坐，木屋里设了佛坛，佛像前摆了鲜花。她开导妇女，要她们敞开心扉。首先，她会花大约三个小时，让每个妇女说出自己的故事，然后追踪调查，试着打听出更多故事，直到获得所有患忧郁症妇女的信任。“我必须了解她们说的事情，”她解释：“因为我想彻底弄清楚每个人被击垮的原因。”
有了初步进展后，她就进行公式化的过程。“我采取三个步骤，”她说：“首先，我教导她们如何遗忘。我们每天都有功课，所以她们每天都能按进度忘记一些永难忘怀的事。这时候，我试着把她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音乐、刺绣或编织上，让她们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，排解内心的烦恼和生活的压力。忧郁症是看不见的，身体的每寸表皮里都藏着忧郁，虽然我们取不出来，但我们可以试着忘记忧郁。
“当她们的心因遗忘而明朗起来，当她们学会抛弃过往，我就教她们工作。任何她们想做的工作，我都会想办法教。有些人只能学清扫房子，或照顾小孩，大部分人能学到用在孤儿身上的一技之长，而且有些人能逐渐成为专业人士。她们必须好好学会这些事，并引以为傲。”
“到最后，等她们有了熟练的技能，我就教她们爱。我建了一座像半斜屋的房子，用来做蒸汽浴室——现在我在金边也有一间类似的房子，只是条件更好一点。我带她们到里面洗干净自己的身体，然后教她们如何帮别人修剪手、脚指甲，如何保养自己的指甲，因为这么做会让她们觉得自己很漂亮，任何女人都希望自己是漂亮的。这同时也让她们接触到别人的身体，让她们放下自己，学会关心他人。这样可以使她们走出身体的孤独，身体的孤独常是她们痛苦的来源，因而导致孤独的情绪逐渐泛滥，直至崩溃。她们一起洗浴，互相修指甲后，就会开始聊天，她们一点一点学会信任别人，到最后，懂得交朋友，以后就永远不会觉得孤独和寂寞了。原先，她们的故事只会跟我讲——后来也开始互相述说自己的故事。”
法莉侬接着带我去看她进行心理治疗的工具，彩色的小瓷瓶、蒸汽浴室、修指甲刮刀、磨砂板和毛巾。互相梳理是灵长类最基本的社会化形式之一，这种回归到互相梳理，利用人类社会化力量治疗病患的方法，让我惊奇和赞叹不已。我告诉她，我觉得教自己或别人学会遗忘、学会工作、学会爱和被爱，是很不容易的，但她说，只要你可以自己做到这三件事，一点都不复杂。她告诉我，她治愈的妇女如何成为一个社群，她们照顾孤儿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。
“还有最后一步，”停了很久之后，她说：“到最后，我教她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告诉她们这三项技能——遗忘、工作、爱——不是各自独立的，而是巨大整体中的一部分，这个整体就是所有生活和事情的实践，每项技能都是其他技能的一部分，那才是重点。这个道理最难理解”，她笑起来，“但她们慢慢都懂了，当她们懂了，那就可以准备重新走入世界开始生活了。”
如今，忧郁症既是一种个人现象，也是一种社会现象。各种形式的自杀是忧郁的并发症，因此忧郁症完全可以成为致命的精兵。要治疗忧郁症，必须了解病人崩溃的感受和体验、医药作用的方式，最常见的谈话治疗也是主流的治疗方法，还有很多药草和疗法，也都给了人们一线希望。这个领域也有很多“民间方法”都是专业人士研究的对象。疗法需要经过一定人数的严密实验：忧郁症在小孩、老人和男女身上，有着不同的变体。药物滥用者则会更严重地损伤身体，必须在专业指导下接受治疗。
医学知识其实也来源于长久以来经验的累积。现在一般人常把忧郁看成是现代人的新疾病，这是严重的误解，看看精神治疗史就可以知道它由来已久。一般人也常把这种病看成某种中产阶级的专利，甚至认为是某些衣食富足者的“无病呻吟”。这是错的，看看大量穷困者罹患忧郁症，我们会发现，就是这种禁忌和偏见阻碍我们帮助急需帮助的人。穷人的忧郁症问题，很自然会成为某种政治问题。疾病治疗的效果，常取决于我们的态度。
我在柬埔寨的故事
我并不赞同宿命论，即使伴有忧郁，仍可以好好生活。的确，在忧郁中成长的人，可以从痛苦经验中培养精神世界的深度，这就是潘朵拉的盒子最底下那带着翅膀的东西。我们不能，也不应该抗拒基本的情绪光谱，我相信忧郁就在光谱之中，它的位置不只是接近悲痛，还邻接着爱。我真的相信所有强烈的情绪都相距不远，每种情绪的发生都会受我们以为对立的情绪的影响。我曾一度试图控制忧郁造成的无力感，但忧郁本身已经刻在我的脑中，它是我的一部分，与忧郁的战争就是和自己的战争，在开战前，一定要先明白这点。我相信，若想彻底除去忧郁，唯一的方法是，消除我们人为设定的情绪机制。科学与哲学都必须折衷共同采用。
“欣然接受痛苦，”奥维德曾写道：“因为你可以从中学习。”将来我们有可能（虽然现在做不到）通过化学方法锁定、控制和消除使大脑受苦的“电路”系统。但我希望那天永远不要到来。情绪作为一个复杂的整体，比它内部任何单一成分都更有价值，若拿掉某一部分，会让我们的经验变得扁平，人为改变它的成分，也是令人难过的事。如果我可以用九度空间的眼光看这个世界，我宁愿付出代价。我宁愿永远活在悲伤的迷雾中，也不要放弃感受痛苦的能力。但痛苦不是剧烈的忧郁，一个给予爱和接受爱的人都会活在巨大的痛苦中，但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却充满活力。我要试着从我和你们人生中消灭的是忧郁那种消耗和折磨人的特质；我要在这本书中大力反对彻底消灭忧郁的想法。
第二章崩溃
我患病的前后
深陷忧郁症时，你会深刻地认识到，那些安慰你、保证你会没事的医生都错了，你正在遭逢生命中真正的严酷打击。
现在有一个问题仍然困惑着人们：忧郁症何时引发了生活中的意外，相反，生活中的意外何时引发了忧郁。
面对过去的欢乐比面对过去的痛苦还困难。太多的欢乐和太多的痛苦，都容易造成忧郁。最沉重的忧郁来自于当下无法忘怀的、经过美化的令人遗憾的过去。
1991年，我母亲过世，我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。那段时间，我的生活逐渐上了轨道——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说；和家人和睦相处；摆脱了一段维持两年的情感关系；买了一幢漂亮的新房子：同时开始为《纽约客》写稿。那时候的我没有任何绝望的借口，然而忧郁症却匍匐潜入，把整个生活搞得一团糟，无论如何，我实在无法为它找出任何理由。当你经历重创或正当你的人生屡受挫折时，感到忧郁不足为怪；但当你总算从创伤中走出，生活也开始有条不紊时，却仍感到忧郁，那更会让人觉得疑虑和不安。当然，你可以察觉到一些潜在的原因：比如长期以来内心深处存在的危机感；已经遗忘的童年时期的忧伤；对那些已经离开人世的人造成的轻微伤害；因为自己粗心而失去了的友谊。事实是，你不是托尔斯泰，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爱和完满的人生，而贪婪和苛刻的欲望又常挥之不去……不过现在，回首这一切，我相信我的忧郁症有迹可寻，而且无药可救。
以物质生活而论，我过得并不算艰苦。生活中有顺境，也有逆境，但以我自己的标准看来，这些起伏并不足以导致我后来的严重问题。如果日子过得苦些，或许我的忧郁还好理解一些。事实上，我的童年愉快，父母很疼爱我和弟弟，我们兄弟俩也相处融洽。从小我就没想过父母离婚或争吵这回事，因为他们彼此深爱对方，虽然有时也会为小事情发生口角，但从未怀疑过对彼此的爱和对孩子的全心付出。我们家境小康，生活没有太大的负担。读小学和中学时，我并不很出风头，不过高中毕业时，也结交了一些朋友，参加这个圈子的聚会和活动非常开心。我在学校成绩也一直不错。
小时候，我很害羞，总担心在公开场合被人拒绝——但谁不是这样呢?中学时，我已经察觉到自己常常会感到不安，但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少年来说，也不算什么太反常的事情。高中时，有一阵子我老觉得上课的那栋教学楼（它在那儿已经快一百年了）会倒塌，那时我必须勉强鼓足勇气，以对抗那种怪异的焦虑，日复一日。我知道这很奇怪，但大概一个月之后，这种感觉消失了，人也就轻松了。
大学真是人生一段快乐无比的时光，那时认识的许多人，直到今天都还是我最亲密的朋友。我尽情学习，尽情玩乐，开启了生活和思想上新的窗户。有时候，我独自一人，会突然感到彻骨的孤独，那种感受不是那种淡淡的忧伤，而是一种恐惧，一种害怕孤立无援的恐惧。我会去找其中一个朋友，这样通常就能忘却那种感觉。这种情况不常发生，也没有很困扰我的生活。后来我到英国修硕士学位，毕业之后，又很顺利地找到工作，成为作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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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只要是援助人员拿来的抗忧郁药剂，我都立刻藏起来，”她说：“想办法凑到能治疗重病者的量。”她会带着病人打坐，木屋里设了佛坛，佛像前摆了鲜花。她开导妇女，要她们敞开心扉。首先，她会花大约三个小时，让每个妇女说出自己的故事，然后追踪调查，试着打听出更多故事，直到获得所有患忧郁症妇女的信任。“我必须了解她们说的事情，”她解释：“因为我想彻底弄清楚每个人被击垮的原因。”
有了初步进展后，她就进行公式化的过程。“我采取三个步骤，”她说：“首先，我教导她们如何遗忘。我们每天都有功课，所以她们每天都能按进度忘记一些永难忘怀的事。这时候，我试着把她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音乐、刺绣或编织上，让她们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，排解内心的烦恼和生活的压力。忧郁症是看不见的，身体的每寸表皮里都藏着忧郁，虽然我们取不出来，但我们可以试着忘记忧郁。
“当她们的心因遗忘而明朗起来，当她们学会抛弃过往，我就教她们工作。任何她们想做的工作，我都会想办法教。有些人只能学清扫房子，或照顾小孩，大部分人能学到用在孤儿身上的一技之长，而且有些人能逐渐成为专业人士。她们必须好好学会这些事，并引以为傲。”
“到最后，等她们有了熟练的技能，我就教她们爱。我建了一座像半斜屋的房子，用来做蒸汽浴室——现在我在金边也有一间类似的房子，只是条件更好一点。我带她们到里面洗干净自己的身体，然后教她们如何帮别人修剪手、脚指甲，如何保养自己的指甲，因为这么做会让她们觉得自己很漂亮，任何女人都希望自己是漂亮的。这同时也让她们接触到别人的身体，让她们放下自己，学会关心他人。这样可以使她们走出身体的孤独，身体的孤独常是她们痛苦的来源，因而导致孤独的情绪逐渐泛滥，直至崩溃。她们一起洗浴，互相修指甲后，就会开始聊天，她们一点一点学会信任别人，到最后，懂得交朋友，以后就永远不会觉得孤独和寂寞了。原先，她们的故事只会跟我讲——后来也开始互相述说自己的故事。”
法莉侬接着带我去看她进行心理治疗的工具，彩色的小瓷瓶、蒸汽浴室、修指甲刮刀、磨砂板和毛巾。互相梳理是灵长类最基本的社会化形式之一，这种回归到互相梳理，利用人类社会化力量治疗病患的方法，让我惊奇和赞叹不已。我告诉她，我觉得教自己或别人学会遗忘、学会工作、学会爱和被爱，是很不容易的，但她说，只要你可以自己做到这三件事，一点都不复杂。她告诉我，她治愈的妇女如何成为一个社群，她们照顾孤儿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。
“还有最后一步，”停了很久之后，她说：“到最后，我教她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告诉她们这三项技能——遗忘、工作、爱——不是各自独立的，而是巨大整体中的一部分，这个整体就是所有生活和事情的实践，每项技能都是其他技能的一部分，那才是重点。这个道理最难理解”，她笑起来，“但她们慢慢都懂了，当她们懂了，那就可以准备重新走入世界开始生活了。”
如今，忧郁症既是一种个人现象，也是一种社会现象。各种形式的自杀是忧郁的并发症，因此忧郁症完全可以成为致命的精兵。要治疗忧郁症，必须了解病人崩溃的感受和体验、医药作用的方式，最常见的谈话治疗也是主流的治疗方法，还有很多药草和疗法，也都给了人们一线希望。这个领域也有很多“民间方法”都是专业人士研究的对象。疗法需要经过一定人数的严密实验：忧郁症在小孩、老人和男女身上，有着不同的变体。药物滥用者则会更严重地损伤身体，必须在专业指导下接受治疗。
医学知识其实也来源于长久以来经验的累积。现在一般人常把忧郁看成是现代人的新疾病，这是严重的误解，看看精神治疗史就可以知道它由来已久。一般人也常把这种病看成某种中产阶级的专利，甚至认为是某些衣食富足者的“无病呻吟”。这是错的，看看大量穷困者罹患忧郁症，我们会发现，就是这种禁忌和偏见阻碍我们帮助急需帮助的人。穷人的忧郁症问题，很自然会成为某种政治问题。疾病治疗的效果，常取决于我们的态度。
我在柬埔寨的故事
我并不赞同宿命论，即使伴有忧郁，仍可以好好生活。的确，在忧郁中成长的人，可以从痛苦经验中培养精神世界的深度，这就是潘朵拉的盒子最底下那带着翅膀的东西。我们不能，也不应该抗拒基本的情绪光谱，我相信忧郁就在光谱之中，它的位置不只是接近悲痛，还邻接着爱。我真的相信所有强烈的情绪都相距不远，每种情绪的发生都会受我们以为对立的情绪的影响。我曾一度试图控制忧郁造成的无力感，但忧郁本身已经刻在我的脑中，它是我的一部分，与忧郁的战争就是和自己的战争，在开战前，一定要先明白这点。我相信，若想彻底除去忧郁，唯一的方法是，消除我们人为设定的情绪机制。科学与哲学都必须折衷共同采用。
“欣然接受痛苦，”奥维德曾写道：“因为你可以从中学习。”将来我们有可能（虽然现在做不到）通过化学方法锁定、控制和消除使大脑受苦的“电路”系统。但我希望那天永远不要到来。情绪作为一个复杂的整体，比它内部任何单一成分都更有价值，若拿掉某一部分，会让我们的经验变得扁平，人为改变它的成分，也是令人难过的事。如果我可以用九度空间的眼光看这个世界，我宁愿付出代价。我宁愿永远活在悲伤的迷雾中，也不要放弃感受痛苦的能力。但痛苦不是剧烈的忧郁，一个给予爱和接受爱的人都会活在巨大的痛苦中，但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却充满活力。我要试着从我和你们人生中消灭的是忧郁那种消耗和折磨人的特质；我要在这本书中大力反对彻底消灭忧郁的想法。
第二章崩溃
我患病的前后
深陷忧郁症时，你会深刻地认识到，那些安慰你、保证你会没事的医生都错了，你正在遭逢生命中真正的严酷打击。
现在有一个问题仍然困惑着人们：忧郁症何时引发了生活中的意外，相反，生活中的意外何时引发了忧郁。
面对过去的欢乐比面对过去的痛苦还困难。太多的欢乐和太多的痛苦，都容易造成忧郁。最沉重的忧郁来自于当下无法忘怀的、经过美化的令人遗憾的过去。
1991年，我母亲过世，我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。那段时间，我的生活逐渐上了轨道——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说；和家人和睦相处；摆脱了一段维持两年的情感关系；买了一幢漂亮的新房子：同时开始为《纽约客》写稿。那时候的我没有任何绝望的借口，然而忧郁症却匍匐潜入，把整个生活搞得一团糟，无论如何，我实在无法为它找出任何理由。当你经历重创或正当你的人生屡受挫折时，感到忧郁不足为怪；但当你总算从创伤中走出，生活也开始有条不紊时，却仍感到忧郁，那更会让人觉得疑虑和不安。当然，你可以察觉到一些潜在的原因：比如长期以来内心深处存在的危机感；已经遗忘的童年时期的忧伤；对那些已经离开人世的人造成的轻微伤害；因为自己粗心而失去了的友谊。事实是，你不是托尔斯泰，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爱和完满的人生，而贪婪和苛刻的欲望又常挥之不去……不过现在，回首这一切，我相信我的忧郁症有迹可寻，而且无药可救。
以物质生活而论，我过得并不算艰苦。生活中有顺境，也有逆境，但以我自己的标准看来，这些起伏并不足以导致我后来的严重问题。如果日子过得苦些，或许我的忧郁还好理解一些。事实上，我的童年愉快，父母很疼爱我和弟弟，我们兄弟俩也相处融洽。从小我就没想过父母离婚或争吵这回事，因为他们彼此深爱对方，虽然有时也会为小事情发生口角，但从未怀疑过对彼此的爱和对孩子的全心付出。我们家境小康，生活没有太大的负担。读小学和中学时，我并不很出风头，不过高中毕业时，也结交了一些朋友，参加这个圈子的聚会和活动非常开心。我在学校成绩也一直不错。
小时候，我很害羞，总担心在公开场合被人拒绝——但谁不是这样呢?中学时，我已经察觉到自己常常会感到不安，但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少年来说，也不算什么太反常的事情。高中时，有一阵子我老觉得上课的那栋教学楼（它在那儿已经快一百年了）会倒塌，那时我必须勉强鼓足勇气，以对抗那种怪异的焦虑，日复一日。我知道这很奇怪，但大概一个月之后，这种感觉消失了，人也就轻松了。
大学真是人生一段快乐无比的时光，那时认识的许多人，直到今天都还是我最亲密的朋友。我尽情学习，尽情玩乐，开启了生活和思想上新的窗户。有时候，我独自一人，会突然感到彻骨的孤独，那种感受不是那种淡淡的忧伤，而是一种恐惧，一种害怕孤立无援的恐惧。我会去找其中一个朋友，这样通常就能忘却那种感觉。这种情况不常发生，也没有很困扰我的生活。后来我到英国修硕士学位，毕业之后，又很顺利地找到工作，成为作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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